佩拉,佩拉
下午三点的独立大街人潮汹涌,海风从地势较低的加拉太塔(GalataTower)那一头向塔克西姆广场的这一头漫过来,像浪花一般托起路人轻盈的脚步。

(哈菲兹糖果店)
我站在哈菲兹·穆斯塔法糖果店(HafizMustafa 1864)的门外欣赏街景,以此抵挡甜到伤心的土耳其软糖。一个身材高挑的青年男子走过来,快活地和我身边的一对情侣行了贴面礼。先是左脸颊,接着右脸,原本应该再贴一下左脸的礼仪却省略了。看来他们非常亲密,只是很久没有相见。三个人都很俊美,与典雅而热烈的街道格外匹配。
这样的美景并非一直存在。查尔斯·金(CharlesKing),一个美国教授,他在《佩拉宫的午夜》里写道,自己和大学室友第一次到伊斯坦布尔的情景。那是1987年,独立大街衰朽不堪。除非有充分的理由,没有外人愿意到这里冒险。而那些理由包括到黑市里给自家的台灯找一截电线,或者跟一个变性的娼妓秘密会面。
不仅独立大街,整个贝伊奥卢区(Beyoglu),乃至伊斯坦布尔和土耳其,不都沉浮在历史中么?我心里想。中世纪的时候,这个地区是意大利人的商贸基地。1273年,拜占庭皇帝正式把它赏给热那亚人,以回报他们的支持。当时,金角湾以北的这片繁华区域叫做佩拉区(Pera)。而独立大街,也就是以前的佩拉大街,晚至1890年方才出现。
在那五六百年间,兴盛与衰败交替。皇帝被苏丹取代,加拉太塔的对岸竖起了宣礼塔,教士和托钵僧擦肩而过。立足此地的人,看到的是繁华还是地震,荣耀抑或火灾,端看他生活在哪个时间节点,处在何种角度。即使进入20世纪,建筑师柯布西耶仍然和过去的观察者一样,把伊斯坦布尔喻为世界之都,可是海明威却感到这个城市根本不像他在影院里看到的那么闪闪发亮。相反,包括佩拉区在内,整个伊斯坦布尔犹如被推入手术室的爱人,令人心如死灰。
从这条步行街上走过的,不仅是记者、游客、建筑师和情侣。土耳其之父凯末尔、侦探小说女王阿加莎·克里斯蒂,以及苏联红军的缔造者托洛茨基都曾在街上驻足,东方快车的第一批乘客必须经过这里才能入住佩拉宫酒店(PeraPalace Hotel),一些虚构人物也在佩拉大街上游荡,他们是阿加莎、海明威和格雷厄姆·格林的创造物。
更坚实的创造物位于街道两侧,例如著名的齐切克帕塞基餐厅。我们在那里享用了一顿以羊肉为主的丰盛午餐。餐厅的历史比街道更久远。它以前是奥斯曼苏丹时常光临的剧院,在1870年的佩拉大火中严重受损。之后这幢建筑经过多次改造,内部增添了廊街,开设了酒馆,一度被命名为“佩拉城”。十月革命后,流亡至此的俄罗斯贵族女人们在这里售卖鲜花维生,直到建筑物最终有了现在的名字。ÇiçekPasajı,在土耳其语中就是鲜花廊街的意思。
另一幢著名的建筑物是帕多瓦的圣安多尼主教座堂。这座伊斯坦布尔最大的天主教教堂建毁多次,但一直由意大利人主导,据说20世纪初,佩拉区还生活着上万的热那亚人和威尼斯人。若望二十三世也是意大利人,他当选教宗之前在这里布道十年,对土耳其人非常友善,被称为“土耳其教宗”。教堂前立有他的塑像,风格平实,颇符合“善良的教宗若望”的美誉。

(圣安多尼教堂)
再坚固的创造物也抵不过多变的世事。1923年,新生的共和国决定将佩拉大街改名为独立大街,以此纪念独立战争的胜利。然而大街两侧英国、法国、俄罗斯、荷兰、西班牙和瑞典的领事馆分明在时刻提醒,那场独立战争的复杂成因。很快,政府提出了雄心勃勃的改造计划,决定把整个佩拉区改造成工业园,大街两侧的老旧建筑都将悉数拆掉,把空间留给高楼大厦、笔直的人行道和林立的烟囱。如果不是因为二战的动荡和财政的困难,这个计划足以将佩拉大街从人们的记忆中抹去。
不过佩拉大街终究变成了独立大街。街道一头,热那亚人修建的加拉太塔(1348年修建)容颜不改,街道的另一头,塔克西姆广场上新塑了纪念国家缔造者的青铜大理石纪念碑(1928年修建)。三公里长的街道连结着近六百年的历史。然而并不沉重。海风依旧从低处漫过来,行人的脚步依然轻快从容。看待历史,土耳其人有一种令我惊讶和羡慕的豁达与宽容。就像“Pera”这个单词,我一度以为它来自意大利、法国或者葡萄牙,实际上却是一个找不到出处的俚语,意思更是随便到无所谓的程度——那边的地方。
“那边的地方”,或者“那段历史”,我们要是也能这么轻松地说说过去的事,该有多好。

(独立大街)
(独立大街上的土耳其烤肉店)

(有轨电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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