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地之旅-2，革命的重心从“延安”挪到“京城”

班加西是利比亚的重镇，它有多重要，只说两点，二战后，这里是石油重镇，同时又有码头。和世界上绝大多数产油地的居民一样，班加西人也会抱怨石油带来的好处都让外省人捞走了。想当年，卡扎菲还是一名优秀人民军官时，他从班加西发动政变。而在2011年，推翻暴君卡扎菲的起义也从这里开始。显然，班加西与当代利比亚史的纠结不是偶然。

31个小时的持续奔波并没有削减我的亢奋。在抵达班加西的次日一早，我便背着相机、笔记本出门。城市看起来没受太多破坏，路口的弹坑已经被填平。楼面上的子弹孔还赶不上当年我在黎巴嫩巴勒斯坦难民营里的多。或许，彼时的战斗并不激烈，就像多米诺骨牌，有人推倒第一块，余下的自然就倒了。

但事实比这个要复杂。班加西的核心区域是码头，那里有大理石面的古典建筑，仿佛是100年前意大利人留下的。朝海的一面墙上贴着大大小小的人像照片，有上百张。绝大多数人像都是年轻男性的面孔，个别的穿着军装。旁边观看的女孩告诉我，这是战斗中牺牲者的展示台。家属过来看到照片就知道自己的亲人已经死亡。

革命从来不是轻松的话题，而是绞肉机。我没有办法去获悉或想象每一张照片背后的故事。也许有些人是真正的英雄，就像我们小时候学过的董存瑞，刘胡兰。也许有些人只是倒霉蛋，一时义愤，扛着枪冲上去，啪的一声，这辈子就结束了。更倒霉的，或许就是个过路客。

在随后的日子里，当我看到未成年的少年举着机枪站岗，青年军人穿着拖鞋奔赴战场时，我越发觉得很多死亡本来完全可以避免。

然而人类历史就是这么一回事。突然一个动荡来了，为了某一目标只有向前。没有机会学习，或准备去迎接机会的到来。像一场狂风暴雨，总有枝叶坠落，幸存者继续挣扎，野蛮生长，等待下一次判决的到来。据说人类从非洲大裂谷出走，经过几次灭亡。最后一次，赶上恶劣环境，全球只剩下4000余众的智人，他们熬过了最初的考验，最终繁衍出数十亿的后代。墙上挂着的这些英雄、混蛋和倒霉蛋，也不过是重演祖先的命运。

存活下来的人，无论是胆小鬼还是侥幸生还者，则带着死者的心意迎接新的时代。我在班加西瞎逛拍照的时候，总有人举出V字的手型跟我摆各种姿势，有小孩子，有老人家。他们的喜悦是真诚的，但是如果没有那些死者的付出，他们何曾有机会跟我展现利比亚人民的执着？

在过去，城市的任何一个街角都能找到卡扎菲的画像、海报，甚至在地毯上也有。作为领袖，卡扎菲似乎不在意人们踩在他脸上，他更关注曝光度。但是今天，反对他的标语、漫画覆盖更广。公路旁的水泥墙上，大街上、甚至巷子里都会有阿拉伯语的口号，比如我们不要卡扎菲，自由万岁之类的。而在最受关注的地段，则能看到各种漫画。

码头建筑物的墙壁成了街头喷涂艺术家的乐园。艺术家在那里极尽各种思路羞辱卡扎菲和他的同党。最流行的卡扎菲形象是丑陋的大蓬头。头发向两边喷射，汇聚成两只恶魔才有的尖角。据说，卡扎菲刚上台的时候，形象比这个好的多。那时候他是阿拉伯世界的俾斯麦——纳赛尔的铁粉。卡扎菲的形象则效仿偶像，西装革履，打扮得像伦敦的绅士。只是纳赛尔失败后，利比亚逐渐和阿拉伯主流世界脱节，才转型走民族路线，成为特立独行的大蓬头。

我去班加西的时候，反抗军的头头脑脑正商量着向首都的黎波里转移，革命的重心已经从“延安”班加西挪到了“京城”。很显然这是一个时代的转变。作为最先的起义者，此时正是班加西短暂荣耀的顶点。

当晚，M沿着我的路线抵达。我们一起上街，时不时听到枪声和持续不断的汽车喇叭声。沿着声音过去，发现一支发生在路中央的庆祝活动。老头、小孩、年轻人在街上跳舞、唱歌。数百米长的车队堵在队伍后面，缓缓地穿过。车上的人有些表情没落，或许是想早点回家和家人团聚。但大部分人则不停地用喇叭打着节拍，和路上的人招手致意。

班加西是一座不到百万人口的小城。很容易地，队伍中扛着国旗的旗手发现了车上的熟人，硬生生要拉对方下来，引起一场小小的打闹。虽然谁也不知道卡扎菲之后的利比亚会是什么样子，但此时人们有权力享受和表达喜悦。当然，这只是我在利比亚见到的第一场庆祝活动。和后来我在首都的黎波里见到的那场宣布“利比亚人民站起来了”的革命盛典相比，这就是一台村里办的春晚。

既然如此，我和M当然也想跟着形势，去的黎波里看看。于是问题来了，战争还没有结束，我们怎么才能跑到的黎波里去呢？陆路还没有打通，并不安全。而海上的船，也不靠谱（后来听说有其他媒体的朋友在海上走了1个星期）。

似乎，唯一的机会就是拿到两张机票。第二天为这件事，我们跑了一整天，经历了几次欣喜和失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