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台湾，我的民国（一）

我们炫耀的，他们都不在乎，我们丢掉的，他们都在保留。看起来我们语言相同，文字相差不多，但人家骨子里跟我们根本不同。

民国男人那么漂亮

“直到前年我才知道蒙古独立了，小时学的地图都形容中华民国的疆域是海棠叶，所以余光中的诗中有秋海棠的意境。”好心的台湾人秦先生说。由于在台湾最南部的垦丁我们住在了白沙湾，距离核心生活区垦丁大街有10多公里，一到晚上连路灯都没有，除了海浪声一片荒凉，吃饭成了问题。那日在海边租住营地自己搭帐篷的秦先生见我们在找晚饭，说他正好要去垦丁大街给车加油，可以捎我们过去再回来。“请问府上哪里？”他问我。我有两秒没反应，很像是台词，并不适应。回答他之后，我立刻下意识地把小时祖辈教过的几个古典又讲究的问候语搜肠刮肚地回忆了一番，还好聊天步入正轨，不再需要客套了。

我们都知道汉字被简化以后不伦不类，作为唯一存世的活的象形文字，汉字对人类有无法取代的价值。在台湾，文字的回归让我莫名地觉得自己跨越了父辈，来到了祖辈的时空里——民国也的确是祖辈的故国。这其实是某种尴尬，类似主张反清复明的顾炎武在清初时回到了南明小朝廷。但和18年短命的南明王朝不同，民国偏安一隅业已60多年，且这里已经实现宪政、实现了民主，社会讲求法制，人与人之间存在基本的诚信。

之前看过一个书名《台北男孩，那么漂亮》，从台湾回来后却大发感慨：台湾男人，那么漂亮！除了叫我搭车一直到高雄和佛光山的秦先生，还有帮我们跟白沙湾最大最好的民宿砍价订房的本地人柯先生，他还帮我们把行李运到新酒店，彼此都放心。台北捷运站问询中心的男生帮我们查找当地最有影响的三个凤梨酥品牌的巴士路线，其实跟他们的工作没什么关系，但生生给了我们详细的答案。几乎每一个去过台湾的旅人都对那里的民风赞誉有加。

花莲的包车司机李先生一路义务导游，让我们了解了太多有的没的，包括民众对花莲县长的钟爱。他笃定地说县长很帅，虽没有马英九那么儒雅，但是有帝王之相。跟我们日益风行的黑色幽默比起来，普通民众对自己选出来的领导人如此由衷赞美，真是可爱和谐。

如果说在计程车、牧场、商店等地遇见的好心人是处于服务意识，那么大街上的陌生人的表现，实在是漂亮。从台北安和路往北走找最老的诚品敦南店，走过了还没觉察，刚给我指路的男生很快跑了过来，往我身后一指，说，“在你身后哎，你走过了哎。”“哦，谢谢你。”“不会。”这是他们表示不客气的口头禅，很好听。如果是买东西，你会反复听到“谢谢”，甚至是对你鞠躬感谢，很感恩。

在台北西门找大名鼎鼎的红楼，明明说是一出捷运站就看到了，我很二，找了几个捷运口都没看到。问一位头发稀少、戴黑框眼镜、穿西装的年轻男人，他想了想就让我跟他走，原来在高楼大厦的掩埋下，昔日高大的红楼如今委身在一个小拐口。西装男大概觉得描述起来复杂，又担心我找不到，干脆直接带我过来，然后他调头又原路回去。哎，台北男人，你要不要这么漂亮啊。类似这样被问路又追上来二次指路的先生们数不胜数。

总之，在台湾问路跟在欧洲一样，备受礼遇，但前者是讲国语的啊。或者，我们民族的本性就如此淳朴厚道，只是前几十年的暴戾、后几十年的贪婪，让我们失落在污垢之下。

本省人的可爱

那些国语讲不太好的大多是本省人，有着热情、质朴、爽朗的性格，而老人则带着些许日本传统里特有的平和和谦谨。有时遇到爱聊天的本省老人，彼此的好奇心让大家的话匣子一下就打开了。他们生长在日殖时期，讲一口流利纯正的日语，就像廖信忠在《台湾外省人的60年》中讲的，日本人对殖民地像本土一样经营，建设医院、学校等基础设施。光复后本省人知道台湾属于中华民国的一个省了，感情上却没什么变化。

在宜兰等大巴车时，一位老者看着我的大相机发话了，原来他是画油画的，如今80多岁了又开始研究摄影。“世界上有3个7，上帝用7天创造世界，音符有7个音调，太阳有7个色彩。我要将绘画和音乐跨界，创造出更美的艺术。”多么前卫的老画家！儿女都在纽约，他亦讲得一口好英语，不过他出国最爱去东京，“他们都说听我的口音是本地人。”老翁好得意。日语是童子功，国语是46年后学的，“抱歉没去过大陆，人老了，走不动了，台湾这么多好玩的地方就够我走的了。”他聊兴很浓，直到我们的车来了，才不得跟我说bye bye。

但是在北投温泉博物馆遇到的1941年出生的老义工，学龄时已经赶上了民国教育，却仍对日语情有独钟。义工用国语问几个亚洲人，你们从哪里来啊？对方发出一声疑问，老义工马上反应过来，用日语自如地交谈起来，直到带她们在博物馆转了一圈，也讲了一圈。这里是以前日本人建立的最大的泡汤馆，被日本天皇奉为四大温泉之首，虽早已失去了泡汤功能，被改造成博物馆讲述那段纯粹的日殖历史。老义工非常温和，客家人出身，客家话、闽南话、国语和日语都一样好，会讲的多，所以经常被台湾人当成大陆人。他父母日殖时期工作语言都说日语，他上学虽已是民国，从b、p、m、f发音开始学国语，学校里为了彻底去掉殖民色彩一概不准讲日语，“但我的老师们都讲一口好日语。那时我已经会了几个字，很好奇，就一直自己在课下学，到今天都在学。”他拿出的是一大本日本语中级和高级教程。

记得秦先生说本省人很奇怪，无论谁来了无论杀了多少人，最后都会不了了之。这就是中国人的生存哲学吧。

曾经的黄金时代

中华民国作为历史片段存留在史书里，然而在这里的7-11看到关东煮特价全部10元（新台币），从102年12月到103年1月，就知道“民国103年”（2014年）还依然是重要的纪年。在新竹县议会做公务员的秦先生大概是在政府工作的缘故，回忆起事情亦都是以“民国”纪年，我于是飞快地拿他说的年数加上1911后方算出公历，才能记住他说的时间顺序。

作为触手可及的近代，我一直喜欢民国，尤其是1937年之前，今天大陆的学术界也公认其为黄金年代。

大陆时期的民国作为一个现代国家的雏形，它的强国任务没有完成，但“立人”却成为后世楷模。国内某文学院副院长曾在演讲中说，“民国人角色定位守本分，互相欣赏。演员常谈一下政事，政客也爱唱点戏，文人在那个时代尤其受到各方人士的崇拜。”无论是为官为商为僧，经史子集、诗词歌赋、琴棋书画等文化修养历来是温饱之后的必修课，这导致我们的古代乃至民国，民众的生活都保持着高度的审美化和私人化，非常迷人。

祖先留给我们的精致生活本就和奢侈没有必然关系，即使去看蒋中正夫妇的士林官邸也是如此。古典简洁的家具，紫檀嵌螺钿的居多，更多用于接待，论价值估计远比不上普通的收藏家；收藏的瓷器以素色为主，一概纳入多宝阁，作为古老文明的展示窗口。官邸最打眼的是宋美龄从模仿沈周、八大山人开始的花草山水作品，到师从黄君壁、张大千后的娴熟笔法。虽然她始终无法超越甚至接近其偶像溥心畲的功力，但客厅那一幅溥的《松鹤延年》到底为官邸增色太多。

宋美龄画室外不远处，挂着她生前很多钟爱的旗袍，身高159厘米的苗条身材，却将旗袍在全世界穿出了风华绝代。官邸里安静而温和的工作人员偶尔会到衣柜前，提醒游人注意夫人旗袍的“盘扣”，只有盘没有扣，因为巧思的夫人会在两盘之间穿入首饰作为扣子，相得益彰，像脖领和胸前更是她各色胸针的表演舞台，而且针尖穿过盘纽相扣，不会伤及衣料。

宋美龄对基督教的虔诚来自家庭，根深蒂固，半路出家的蒋中正亦在中年以后坚持每天在耶稣像和母亲像之间的空地上跪地祷告，令人钦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