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湾入魔的罂粟花

我们下车，来到空无一人的海边。计程车没有马上离开，司机站在路边看着我们轻快地走下公路，犹豫了片刻，似乎想给我们一点儿建议，终究没有说出口，调转车头驶向归路。

我们渡海而来，一大早乘船从恰纳卡莱（Canakkale）出发，横跨达达尼尔海峡，踏上加里波利半岛的小城埃杰加巴德（Eceabat）。在那里我们未作停留，立刻坐上计程车前往半岛另一侧，路程14公里，用时15分钟。

眼前景色平淡。灰色的大海一望无垠，黄绿斑驳的夏草沿着斜坡蔓延，直到被一堵细长低矮的砖墙挡住。砖墙上只有五个大写的英文字母ANZAC，代表着一个专属名词“澳新军团”（Australian and New Zealand Army Corps）。

转身背对大海，一座状如鹰嘴的山崖耸立，两翼的山坡向海岸延展，挤压着这一小块平坦的斜坡。三座无名的山峰在战争中有了名字。中间高耸的是查纳克拜尔（Conkbayırı），左右两边分别是战舰山（Düz Tepe）和971号山（Kocaçimen Tepe）。我不知道命名的由来，但我知道，它们挤压的地方就是我们伫立的位置，如今称作“澳新军团湾”（Anzac Cove）。

1915年4月25日，第一批士兵踏上这块袒露的滩涂。自那以后的8个月，这里与其说是战场，不如说是坟场。上万名年轻人死在这里，死得轻率，几无意义。关于这段历史，我已写入《在加里波利的岩石上》，无论经历还是结局，我也已经知道。但是远远不够，如果不是亲身站在这里，我想我不可能体验到那么深切的虚无——群山与大海合拢，草木飘摇，寂寂无言。

倒毙在海湾的首批兵士并没有把他们的指挥官惊醒。一批又一批的年轻人在一轮又一轮的进攻中倒下，成为炎炎夏日里腐烂的尸体，以至于军队不得不与敌人达成暂时停火，花上三四个小时来匆匆掩埋死者。然而随着战事更加激烈，之后这样的妥协也没有了。一个青年军官在家信里描述了当时的恐怖景象：“战壕里肮脏不堪，一部分掩体里埋着死了数日的士兵，他们的脚还露在外面。两边堆满了还没下葬的尸体，就这样在高温下曝晒着。我们竭力给他们撒上石灰，那股恶臭简直太糟糕了。你得意识到，你就睡在死人堆里，你的食物也是从死人堆里拿的，如果你不挥一挥，手里的食物就会被苍蝇叮满。”我不清楚，这位军官的结局如何。

更不幸的是，当权者对这个坟场一般的海湾入了魔。他们诡异地认为，只要翻越海湾所向的那几座山峰，达达尼尔海峡以及伊斯坦布尔都唾手可得。爱琴海沿岸的医疗机构人满为患，远征军的总司令还在调兵遣将，把更多的军人送到这里来。佯攻、奇袭、牵制、侧翼包抄，进攻计划无比周详。另一个青年军官在家信里夸奖道：“伊恩·汉密尔顿爵士（总司令）制定整个计划，非常令人佩服。各种细枝末节都考虑妥当。现在只需看我们的战术是否能与战略相匹配。”而事实是，在8月的大规模进攻中，他们与敌人几度拉锯，没有取得任何实质上的战果。到了10月，军队高层开始关于撤退的秘密讨论。12月7日，英国内阁下达正式撤军的命令。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表现的那样，英国人非常擅长撤退。截止1916年1月9日，包括澳新军团湾的兵士在内，所有协约国的军队全部成功撤离，没有损失一兵一卒。

“但死者永远留下了”，我思忖。从海湾向南走数百步，就来到毗邻的澳新军团公墓。这里也人迹寥寥，只有一家当地人在大树前合影，随后开车离去。墓园不大，墓碑不足一千，想必还有类似地方掩埋着更多的人。我一个个端详着墓碑上的名字，21岁，28岁，18岁，31岁，17岁，偶尔看见墓碑旁摇曳的红色罂粟花。

这些人都出生在赤道以南的地方，无论是地中海里的航线，还是巴尔干半岛上的较量，旧大陆的纷争跟他们的生活毫无瓜葛，但他们不得不受权力的驱遣，怀揣着不明所以的荣誉感，把生命终结在离家乡约9800公里的无名海湾上。我不由地想起托马斯·曼的《魔山》，想起小说中年轻的主人公在疗养院里休养7年，终于治好了肺病，一出去就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上。托马斯·曼说，他的小说想表现一种“幽默的虚无主义”，我却笑不出来。

离开墓园需要步行4.2公里才能找到公共交通点，这时候我们才想起计程车司机欲言又止的神情。阳光照耀着海面，也照耀着空旷的公路以及路边的荒草。荒草间偶尔看见有花斑的蛇悉悉索索地躲进碎石中，很多不曾见过的奇怪毛虫在路基上蠕动，还有一只在公路上横行的陆龟，对外界的危险不管不顾。生命就这么存在着，至于意义的有无，真是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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