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姑姑在香港

2015年下半年，决定离开广州了，才下决心再去一次香港。

以前一直觉得机会很多，随时可以去，就一拖再拖。这次明白，如果再拖延，可能某一天就后悔了。

这次去香港，就一个任务，看姑姑。

这是一趟迟了几十年的见面。

一

很小的时候，我就知道，姑姑在一个神奇的地方。

七、八十年代，我家在四川，而在香港的姑姑，有时会寄来神奇的礼物，是漂亮的衣服，美味的糖果，有按一下就弹开的自动伞，还有三洋收录机。

那个时候，这些不仅是稀缺之物，可能是完全没见识过的。

七十年代的时候，内地主要的物资还要凭票供应，每人每月只有几尺布，几两油几两白糖。能吃饱穿暖就不错了，不可能讲究美衣和美食。

但姑姑寄来了这些。

我记得，三年级的时候，姑姑寄给我了一件红色的漂亮衣服，既像连衣裙，也像大衣，拉链在背后，前面六粒白色装饰扣。

这衣服震动了我们学校。

一位新老师来悄悄问我：“你家有电视机吗？有录音机吗？有缝纫机吗？”

他其实就是想问，你穿得这么好，是家里很有钱吗。

没多久，个子就长高了。妈妈用红布把袖口接长，衣摆接长，又继续美上两年。

看电视剧《血疑》，幸子也有个姑姑，姑姑带来的裙子，也短了，幸子的姑姑说：不在身边，不知道孩子个子已经这么高了。

我姑姑应该也会这么想吧。那个时候，双方是没法见面的。

那是一个能通信就算不错的时代。

姑姑寄来照片。她有两个儿子，我的表哥和表弟。在白云蓝天下面，表哥穿着带泥点的牛仔裤，站在布满泥点的卡车头上，又酷又帅。表弟虎头虎脑，满脸稚气，跟我同年，看起来却比我和我的同学们要天真很多。

为了回应姑姑，我们全家还专门去了照像馆，拍一张全家福的彩照。

这是我家的第一张彩照。

照像馆把场景布置得像家庭一样，摆着瓶花，桌椅，收音机，就是为了让人留一张洋气的家庭照片。

我们这张全家福，拍出来假假的，颜色也比姑姑家的照片差远了，显得有些灰黄，姑姑家的照片，色彩饱满，就像外国电影的颜色。一看，就觉得那是一个不一样的世界。

可能是两家来往难度太大，我长大后，跟姑姑家的联系就变少了。特别是爷爷奶奶去世后，我多年没再回过老家。老家在广东，离香港很近，在老家的叔叔一家，和姑姑家联系很紧密。我父母有时候回老家，能跟回来探亲的姑姑见一见。但我一次也没有。

在情感上，我一直怯于表达，有严重的拖延症。我从小远离老家，不会说客家话，也让我十分担心，和亲戚的交流。

下决心去见姑姑，是因为觉得她年纪已经很大了，八十好几。心里明白，如果一次都没见过，将来一定会觉得遗憾。我要亲口告诉姑姑，当年远方的她，带给我了什么样的快乐。

二

决定去见姑姑，就先做准备。先回四川办了赴港证件。接着跟父亲联系，他又跟叔叔联系，让叔叔再跟姑姑联系。从没见过面，突然去拜访，估计会吓着老人家。

父亲转给我一个地址。我在谷歌上查那个地址，没有。再问父亲，也问不大明白。我知道那是客家话转述的地址，地名估计是错的。我只能到了再寻找。

很少见亲戚，就不知道见亲戚的标准流程，只能按自己的想法来。准备了一些四川土产，代表父母带去的，准备一瓶茅台，送给姑丈。去给姑姑买了一条温暖柔软的大披肩，想着老人家天凉时偶尔可以搭一下。带了自己的三本书，算是给姑姑交一个作业，向老人家汇报一下自己现在做什么。

在深圳罗湖口岸外，订下两天酒店，想好了这次去香港，就是只去见姑姑，当天来回。

去香港的那天，天气阴晴不定。过了关，乘上列车，车窗外，时而白云丽日，时而大雨倾盆。我算了下时间，担心到姑姑家临近中午，会给他们多添麻烦，就到油麻地附近，随便走了走。

上一次来香港，小店经营者和内地游客之间，有一种随便而热烈的气氛。但一年半之后的这次，我感觉到了明显不同的态度。哪怕是随便问问路，都能感觉到这与一年多前的明显差异。

在闹市区简单吃了午饭，逗留了一会儿，估摸着老人家若是午睡，也该起来了，再上地铁，前往姑姑家。

姑姑家住在牛头角，是当地人集中的地方，跟游客常逛的区域明显不同。我们早下了一站地铁，一路询问着找过去。路两边的小店，进出的都是当地人，街边还有贴着区议员竞选的招帖。这种氛围，一下就叫我想起好多香港影视，那些偏文艺的，或者生活化的。而那种游客集中的区域，让人只能想起夸张的商业片。这是我喜欢的感觉，让我有点后悔，以前没有来过这个片区。

拿着父亲给我的，那不准确的地址，连懵带猜，找到了姑姑所住的大楼。

三

一进大楼，有个类似宾馆前台的地方。里面坐着几位工作人员。我没有停留，直接坐电梯上了楼。

大楼里，每一层楼都有很长的走廊，走廊两边是无数的门。这楼里的住户应该非常多吧。

我敲响了门。没有人应声。我自报家门，还是没有回应。我担心弄错了门牌号，又敲响了对面的门。门迟疑地打开了，也是一位老人。我知道错了，跟她又是道歉，又是询问。她不大听得明白。我不敢再造次，赶紧下到大楼前台，向工作人员打听。

几位工作人员都是中年女士，很热情，也很细心地听我讲话。我们互相都得仔细地听，因为我们语言沟通有一点点不那么流畅。我听不懂粤语，她们讲普通话有些不顺畅。我跟她们讲，我是从内地来看姑姑，跟她们讲姑姑的名字，姑丈的名字。向她们展示写着姑姑名字地址的纸条。她们问我们是从哪里来，我说，广州。

她们打了电话，电话那头说，没有在广州的亲戚。我明白，可能是叔叔没有把我要来的消息带到。我赶紧解释，我之前在四川。

整个过程，我都觉得很窘。不由得想起在那么多港片里看到的，大陆亲戚来访的故事。

好在前台的工作人员仍旧热心，让我们耐心等等，她们还和我聊天，说，姑姑现在腿不大好。

这个过程中，我看见大楼里进进出出的人，大都是老人。这几位工作人员，对那些老人都亲切热情，看起来，也是相处多年。

大约半个多小时，一位男子来接我们，请我们跟他上楼。

聊了几句，我才明白，原来，他是姑姑的小儿子，就是当年照片上那位虎头虎脑的孩子，我的表弟。

姑丈给他打了电话，他赶紧过来接待。

四

原来，我第一次敲门的门牌号是对的。估计老人不知道来者何人，又听不懂语言，没敢开门。

幸好表弟过来了。他可以给我们当翻译，又能让老人家安心。

姑姑和姑丈的确年龄很大了。姑姑很瘦弱，患了帕金森综合症，坐在沙发上，身体不停地抖动。

姑姑家房间不大，一个小小的客厅，旁边是不大的厨房和卧室。这些我提前知道，她和姑丈单独住着。我知道，这在香港，已经算不错的居住面积。

我坐在她姑姑身边，向她展示我父母的照片，我们新近拍的全家福。这是我专门准备好的一套照片，我想，给姑姑带这个，可能才是重要的礼物。我父亲是她的大弟弟，这几十年，他们见面的机会很少。现在年事已高，要见面就更加困难。

姑姑和姑丈看见我父亲的照片很高兴。我又给姑姑讲，我小时候，她寄来过的东西。表弟翻译给她听，我不大观察得到她的表情变化，我不知道，她是否听明白了，是否想起来了。

表弟也向我展示他们一家人的照片，我拍下来，准备传回去给父母看。

我们一起合影后，我向姑姑一家告别。表弟送我们下楼。他邀请我们去吃糖水，我婉拒了。我知道，他是接到姑丈的电话，从公司赶过来的，现在还要回去接着上班。

他送我们到地铁站，他手上拿着我带来的书，他说，他女儿喜欢读书，她会喜欢的。

五

回程的路上，我有些惆怅。应该早些年就来，在姑姑年轻一些，精神好一些的时候，向她表达我的心意。西闪安慰我，但总比没来好些，这种表达，对我自己来说，比对姑姑更加重要。我知道，不仅如此，对我父亲来说，这也非常重要。在五十年代，我的爷爷和奶奶，两位中山大学的高材生，在老家被“斗争”，姐弟俩先后逃离老家，从此天各一方。

从观塘线转东铁线，出了闹市区，列车离开地下，行驶到地面上。列车两旁是大片的绿野，间或有些成片的民居。阵雨已经停了，阳光又强烈起来，我看着窗外退去的民居，想着，在那些普通的窗口后面，不知有多少这样普通的悲欢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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