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墙，隔住和隔不住的

这两年的夏秋之际我都是在柏林过的，他们说我很有福，沾上了一年中最好的时光，这个时期阳光及代表生命的绿色极度旺盛，其他多数时间柏林是灰色的，尤其冬季，灰色会弥漫到人们的身体和思维里，在其间制造出莫名的忧伤，我不知道这是否也是为什么柏林人多数严肃忧郁的原因，但有一个原因是肯定的，纳粹和二战给这里人造成的伤害还远远没有过去。

做为一个外来的陌生人，我感觉柏林人是非常友好的。来柏林的原因是和我的孩子一起生活一段，我的衣食住行非常简单和当地化，也乐于和柏林人做朋友。

无论乘地铁电车或是去超市买东西亦或所有的娱乐活动——看音乐演出电影艺术展，和当地人的交道及和当地艺术家交往都让我无比自如轻松。他们都表现得相当友好和谦逊，那种谦逊总让我略察觉出柏林人对战争的反思，加上早年看过许多和二战有关联的电影，在所有对外交流的出版物中你会发觉他们甚至有过度反思的迹象。

孩子和爸爸在柏林的家恰好就在Mauer Park（柏林东西部交界的墙公园）旁边，我们住的那条街曾经是许多犹太人的居处，每次走在街上都会无意踩到许多铜牌，低头一看，那些方块铜牌上刻着某年某月某犹太人在此被杀害，故以此纪念，后来再不留意踩上时总会心生愧歉赶紧避开。

所谓墙公园，也是一段重要的当年把柏林城隔成东西两半分割出两个政体的历史，如今，公园里还保留着一段旧墙，上面满是涂鸦，隔一段时间就有年轻人把旧的涂鸦作品抹掉，再创作出新的。也在每个周日，这个公园成了柏林著名的跳蚤市场，吸引了大量的世界游客和当地的年轻人。

遇到好天气，我们一家也喜欢来这里，除了品味趣味十足的二手货市场，每个周日，这里还成了来自世界各地流浪艺人的大舞台，音乐表演无处不在，各类杂耍也吸引着有小孩的家庭。其中一个圆形的砖砌的舞台常常被围得水泄不通，对于各类艺人的表演，观者都非常买账，看完表演总会扔下数额不等的欧元硬币，一天下来，估计艺人的收入相当不错。我上周还遇见过三个从台湾来表演杂耍的年轻人，刚从亚洲来，告诉我他们从网络上看到这里很红火决心一试，果然不同凡响，收获不少。

顺着墙公园的街道直行，不远又是柏林墙博物馆。博物馆分里外两个部分，外面的部分你可以漫不经心地边走边看，不过对我来说漫不经心很难，我很容易就会被“墙”的情绪感染，为了方便让人了解墙，这段柏林墙被纵面切开，裸露着插入墙中和地底的黑色钢筋，这么坚固的墙可见当初苏联和东德政治家的狠劲，即使在1989年人们推倒它的时候也费了不少心思财力。整个九月，在这段墙上都会看见人们自发插在上面的鲜花，很多很多色彩鲜艳的玫瑰，我曾亲眼见到一个老太太沉静庄严地站在墙边，那时我站在她的对面，不忍目睹她的悲伤，只见一束银发在风中飘着，离开时她把一只粉色的玫瑰沉默地放在黑色钢筋与水泥间的缝隙里。也是在去年同月，我没有特意来，只是路过这里，我的孩子吉桑远远跑去前面的绿色草坪，我去追他，我们就到了一面玻璃墙边，右手边是真的灰色坚固的柏林墙，但玻璃墙里都是当年想去西边“翻墙者”的照片，他们也是在逾越这堵高墙时被无情杀害的受难者，有各种年龄层的人，最小的竟然只有几个月大。可是他们的照片若不是有墙的历史和背景，看上去个个都很美，美得像老电影里的明星，分明的五官和恬静的笑容，看得更让人揪心。

我记得就在那个傍晚，我和孩子骑着自行车经过墙回家，看见墙边草坪里，一群人手拉着手，手掌间拽着五彩的气球，他们沉默着低头祈祷，不一会，一起放飞手里的气球，又一起抬头看气球升上蓝天，好像他们也正在看着这些灵魂在继续寻找自由，看着这些灵魂如此轻舞着进入天堂。

这一幕，在如今和未来都会令我难忘。

就是这样，因为住在和墙这样近的距离，于是也成了我在柏林感受到的最深刻的风景。

天渐渐冷的秋日，我很喜欢晚饭后散步去离家不远的一个公园和一座老教堂——在Eberswalder大街的南边一公里多的地方——教堂的德语名字是Zionskirche。每天散步四十分钟到一个小时是我多年的生活习惯，到这里时间正好。白天，许多野鸽子停在教堂边的草坪上，总有人会撒些面包屑给它们，夜晚，路灯和月色昏黄时，野鸽子也都飞走了，这里宁静得连我漫步时的喘息声都能听见。教堂的门开着，里面却空无一人，低调的灯光和烛光中，一排排整齐的椅子接纳了无数个忏悔者后，如今还在继续等待。我找出一本英文介绍艰涩地辨认其中的内容，才知道这座曾位于东柏林但与西柏林交界的教堂，是东柏林的左翼知识分子聚集的地方，教堂的地下室当时成了他们秘密印刷传单和报纸的“工厂”，左翼知识分子在那时不遗余力地撰写有关东柏林的政治真相再秘密输送到西边，争取出版引起更多关注，这样的努力成为日后推倒柏林墙使得东西柏林统一的重要事件。而今，这间老教堂成了每个月末新音乐和戏剧的表演中心。不过，教堂的存在也是保留历史的证据，无论里面的形式怎么变，发生过的历史如同教堂的坚固结构，都有迹可循。

在柏林，有时我会忌讳，不主动、随意和当地人谈论“纳粹”和“墙”，这些应该是敏感词，不是意识形态上的敏感，而是柏林人感情上的伤疤。但前不久，我去尼克拉-波什曼的家里做客，他是德国的一个自由艺术家，人温和善良，喜欢在周末邀请在柏林定居的各国穷艺术家去家里晚餐，我们也是常客。上周末时，因为来的人多，尼克拉干脆把长桌支在楼下花园的公共区域，周围是四五层高的居民楼。我还担心有扰民问题，尼克拉笑说：“别担心，卡尔-马克思曾经也住这里，他先带头扰民，几代居民都习惯了。”这个轻松的玩笑竟然引得邻座几位德国人主动谈论起马克思对德国经济和政治的影响，后来不得不谈到黑格尔，也渐渐谈到柏林墙，这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为了尊重我，尼克拉提醒几位德国朋友说英文，我说其实二战后德国的经济发展速度令整个世界惊叹，柏林墙倒后的经济融合速度也是惊人的，即使是今天多数欧洲国家遭遇经济滑坡时德国仍是具有强大竞争力的经济实体，这和整个黑格尔派与马克思的资本论都有关系吧。我也问他们墙倒之前所属哪边，基本在座的都在西边，但饶有兴致地说起偶尔去东柏林的经历，差别大到惊人，那一墙隔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社会政体和形态，也隔出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西柏林人可以相对自由地出入东柏林，只是在边境处需要检查是否携带有违禁品，而东柏林的人大概只有在梦里走一趟西边。尼克拉曾去东边拜访过亲朋，“那时东边连电话都没有，去拜访就是走着碰运气，若人不在完全没办法，只能留封信在门口，告诉说我来过了，再约时间见。我曾住在东柏林的好朋友回忆起童年：‘每天都盼着有亲戚从西边带糖回来给我们。可惜一周只能吃到一次。西边是一个花花世界，那里好像有着一切我们这里没有的东西。’”可是如今，尼克拉跟我说，从1989年到现在，“你已经看不出有什么不同了。”我说：“是，我看不出不同，但我能感觉出一些不同来。”大家都笑了。

我还记得好朋友皮特曾告诉我他在1970年代末从奥地利到西柏林，尝试做新艺术，小有名气，一个东柏林的姑娘通过朋友认识了皮特并爱上他，不久，年轻的姑娘冒着生命危险藏在一个车的后备箱从东柏林逃去西柏林找皮特，后来她们结婚了，现在两人在一起有三十多年，入暮年感情也好。皮特说：“这种勇气是爱本身。”

关于墙，有太多的故事，也提供给我们太多的想象，此刻我想的是另一回事：它到底隔住了什么，又隔不住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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