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龙应台诉说少年情怀

9月份的台北，行人只能在炎热的空气里艰难的喘息，头顶上是火热的太阳，身边是太平洋里蒸腾起来的湿气，加上滚烫的地面，热浪把人束缚在小岛上的弹丸之地里。

路面上来来往往的台妹们，早为了适应这种严酷的气候，进化出最为清凉的装束，用最少的布片点缀苗条的身材，在旺盛生长的绿植守护的大街小巷间穿行。作为一枚长期接受大陆的地沟油滋养，和高强度的生活挤压出来的小胖纸，只恨不能有轻薄的身材，逃离空调的束缚，去拥抱火热的清凉。

这样的天气里，想在太阳底下撒点野纯属幻想。而夜生活的台湾，又不太适合我这样在霓虹灯下讲情怀的土鳖。晚上还可以寄希望的，是龙应台部长的晚宴。

大概大陆人都了解，台湾的官员不好做。著名的作家龙应台女士作为知识分子的时候，批评时事与政治是信手拈来。而她做了文化部部长以后，就成为了被舆论夹击的对象，也常常被代表民意的议员们轮番的炮轰。

知识分子被职场规则捆缚住了手脚，不能天马行空的写作颇令人遗憾，但也蒙上了神秘的面纱。为此，赶上相对官方的活动，要和龙部长一起共进晚餐，现场会是什么样的局面，颇为令人期待。

而可以同时期待的是，台湾的美食历来闻名，尤其是街头小吃令人赞不绝口，而如果官方身份举办的晚宴究竟是何水准，也可有机缘一探究竟。

预定的晚餐时间即将来到，文化部的工作人员邀请嘉宾乘坐大巴前往就餐地点。台北不大，在岛上的丘陵中找出一片大块的平地相当不易，为此在这么拘促的地理条件下盖起的大都市，哪里到哪里都不远，然而繁杂的道路规划，繁忙的交通，单行线、高架桥、红绿灯都会让一段简短的距离变成一段观光。台湾人已经高度适应了工业化，他们可以在跑步机上跑一个小时，但只能在马路上走不超过十分钟。于是，这段拐弯就到的路程也最终由大巴完成。

大巴车在马路上终于找到掉头的地方，在紧凑的马路上拐到了一家不起眼的餐馆门口。从凉爽的空调大巴里走下来，闯入高湿度的空气中，再扎入喧闹的餐馆，心情终于清凉了下来。

就餐之前，工作人员已经很仔细的将就餐排位表发到了各人手中。而步入包间的时候，现场也很清晰的对照排表安排好了坐次，我按照名签，在龙部长左手边的第二个位置上坐下。

所有客人的落座时间都相对于活动的开始时间相对早一些，而在既定时间即将开始之后，工作人员通知到所有的人，龙部长即将到了。

未几，龙部长在工作人员陪同下快步走了进来，她留着及肩的短发，白色上装，黑色长裙，颇像一位大学里的女教师。但现场的严肃气氛还是提醒着在场的人士，科层制的威严就在这里，部门的最高行政长官面前，不苟言笑还是最好的选择。

用正式的语言来描述，是现场的气氛开始肃穆起来。而在晚宴主持人的指导下，龙部长开始了祝酒词。如果说我见过的最蹩脚的祝酒词来自一位德国人，而目前我所见过的精彩的祝酒词也同样来自于这位在德国生活过很长时间的作家。

她说，司长要求讲话要不就没有饭吃。我只是一个1952年出生在台湾南部，一直都生活在渔村和农村的小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十四岁的时候，全家搬到高雄县海边茄萣乡的渔村。那个时候台湾的平均收入还非常的低，晚上没有路灯，四周全黑。那个时候村里的猪是本土的黑毛猪，猪妈妈带着猪宝宝成群结队的逛大街。我一个十四岁的女孩推着单车，走在大街上，撞上了当街挡在路上的猪妈妈，还有一堆小猪，摔倒在地上。那时常常有台风，台风一来的时候就会有海水倒灌。那个时候不知道什么是海啸，但现在回想起来这就是海啸。台风一来，一定有水灾。水灾的时候，海水卷进来整个村子。我们搭公车去台南市上学，上学回家的大公车要走整整一个小时的路，路上都是坑，坑大到如果是骑自行车的人，会整辆车摔到坑里。当我们的巴士在风雨中回到茄萣乡的时候，我一下车就整个人掉进了水里。因为是渔村，台风来了，满大街都是鱼，我们拿着锅盆当街去捞鱼。当台风过了以后，水退下去，村子里有很多椰子树，椰子树在水线以下都是盐白色。死猪死鱼死鸡都累积在阴沟里，然后全乡的人都要被动员起来去挖阴沟，挖出来以后就堆在阴沟的两边，臭气熏天。我当时十四岁，也要去挖烂泥巴和臭东西。在挖坑的时候，当地有一个外国人，很年轻很帅，带着相机到了我们的乡里，看见我们挖烂泥以后，就举着相机拍。那个时候，虽然还不知道世界究竟是怎么样，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有什么区别，但我有不舒服的感觉，有一种被怜悯，被猎奇的感觉。那个时候去上课，还有人组织去听如何养猪，把猪养肥，各种技术，这是美国人的外援。几十年后回想起来，这就是美国人来台湾非常贫穷的渔村里面做社区营造。

龙应台的祝酒词如她的作品一样，有情怀的演讲，她讲台湾，讲她的童年，讲到台湾社区营造的发展，故事娓娓道来。十多分钟的演讲，如行云流水，从她的童年经历出发，再到后来的台湾，最后是华人社会要如何来一起推进社会的发展。

晚宴的时间过得很快。回过头来，我并不记得晚宴上都在吃什么当地美食，但我始终会记得一个十四岁台湾少女，在曾经艰苦的岁月里一路走来的背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