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河北有人说你形迹可疑

By 肖长春 2019-0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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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辈子活在北京，被河北裹着。你出门往哪边走都绕不开，河北嘛，好像跟诗和远方扯不上。

1983年，那时外来人在山里很显眼。日子一穷二白，河北东部老乡最大的特点，就是爱问这问那：“你从哪儿来？你姓啥？”回答说是北京的；“俺村某某也在北京上班，你认识他不？”他以为北京就是个大村，低头不见抬头见；“你一个人出门干啥？背个大包咋不坐汽车？”回答说来看边墙；“看边墙干啥？国家要掏钱修么？你一个人咋不管国家要把枪带上？”

后来还被跟踪了。有人跟我保持距离在后头探头探脑，我在弯路大石后拿出刀磨着，等他过来猛然问：“你干嘛老跟着我？”

他吓一跳梗着脖子说：“你不是北京人，我去过北京。你口音不像，走道儿也不像，城里人走不了俺们这绕脖子山道。”

跟踪者不卑不亢，既不像治保员，又不像横行乡里的黑恶势力，是个普通山民。我说“是吗。”

“你不是北京人，一准儿不是。你穿的鞋、衣服裤子在北京都不时兴了......我跟着你好几天了，我一直看你在俺们山沟东走西窜，摸不着你的意图，你这人不收鸡蛋也不卖个啥，你到底是干啥的，我看你就是个形迹可疑！”

我在翻毛皮鞋面蹭干净刀锋，说：“你说我不是北京的就不是——你见过逃犯吗？”

“见过。”没想到他口气不软也不硬。

“那你想干嘛呢？”

“逃犯，俺们山里人不管......”

我下山风快，他还跟着我，我边走边留神他的举动，太阳把他的影子投到我跟前。他跟不上了，嘟嘟囔囔：“你不是北京人，不是，你走道比俺们山里人还快……”拐过几个山湾他不见了，我又回头几次，山谷寂静，他没再跟踪我。从高处看河北大地，冀东平原背倚燕山山脉，东临渤海。那年冬天东部长城线上出现一个装束奇怪的人，经常问路。人们知道关口内外很远地方的事情，而对长城沿线知之甚少，几十里就隔绝了彼此，因为没有路。惮于塞外高纬度的苦寒，我尽量在南侧浅山区游走。

我背个巨大背包。马车从身边经过，车把式高高在上地说：“你是个卖艺的？”不知是诙谐还真这么想。拖拉机从我身边突突过去，扬起烟尘，车尾挂着一堆灰头土脸回看我。

1983年，出门得带介绍信，吃饭要粮票。

从山海关向西经义院口、界岭口、冷口、喜峰口、将军关等长城关口，那时冀东地区抚宁、卢龙、迁安、迁西、遵化一带的老乡黑袄黑裤爱揣手，还带有对异己的无限好奇。那时我还年轻，一路被盘问到崩溃。走到傍晚，好像是进村求宿被拒，倒是灌了一壶热水挂在胸前。空空的土路骑过来个赶集返回的老乡，自行车驮着筐。他身量高大与我并行，问：“前边没村了，你这是住哪儿啊？”

我没好气地说走到哪儿住哪儿。他无声地推车跟着我走一段，最后从筐里拿出卖剩下的小苹果给我。我两手捧不住了，他骗腿上车骑走了。鸡蛋大的小苹果，咬一口滋味凉甜。

前方三个人站在岔道上说话，那是改革开放之初，两位扶着自行车，另一位推着小木车，似乎谈一笔生意：“再给他两块钱，就齐了。”“齐了。”他们分开，走不同方向。我插入小道儿朝远处走，旧砖窑像巨大锅灶孤立平野，风扬起红色烟尘。为啥避开人呢？为啥像野外孤狼，总想找个没人看得见的地方过夜？我一整天顶着大风走，不想跟谁再说一句。看窑小房木门锁着，我以当年那点儿功夫两个飞踹没得手，只好下到废窑的斜洞里铺开睡袋。洞外微光中闪过人影，好像幻觉。不放心上去巡查，前后左右都没人，冰河对面树林黑了。回去头朝着洞口钻入睡袋，手上绑着防身武器。次日天亮正收睡袋，头顶一声大喝：“干什么的！”

洞口一个老汉身影，手持棍棒。他说昨夜回来发现有情况，门别儿弯了，巡查一圈没发现人，“敢情是你干的。”他邀我进他小屋吃了饱饱一顿才走。

我上路太早，矇昧山区的记忆变得荒诞不经。一天，一个老汉挥着牧羊鞭朝我跑来：“不能照，千万不能照啊！”他冲过白石滩呼嗤带喘：“这地方你们城里人照过像了！大前年来过两个唐山的，就在你站的地方……”

中午，我在石垒的田坎后坐下，靠着背包睡去，身后一排酸枣刺，这儿阳光很好。略高于土道的田地两位村妇推着小木车平整土地，风里的话有一搭没一搭：“活着有啥意思？”

“俺不知道。”

“人活着图个啥？”

“为了吃！”

“那猪也知道吃。”

“......”

“你为吃，还为......”接着是戏谑自家房事的嬉笑。我起身，她们没想到空空的田头猛然冒出个巨型大包，长腿走了。

这就是咱河北吗？那么疏离，那么乏味，要是我最初走的不是山海关而是嘉峪关那头呢？在咱冀东老乡骨子里，既有燕山深处石磨的笨拙，又有渤海鱼类咸味的狡黠。我在小冰河边坐下吃东西，附近田地一个撒粪者偷眼瞄我，吃好了我朝他走过去，他别过脸拿着劲儿。我问他路，他告我向北。指的是丘陵背后陡峭的山，我有点警觉，没路啊。那天傍晚我在一个个土丘间奔窜，看不出方向，后来山前出现小村。有个挑水汉子走下来，扶着篱笆问我：“谁告你这么走的——把你耍啦！”他嘬着牙花子望望天，给我指了路；进村前我坐在石头上喘息，一位老乡主动邀我住他家。我累坏了见人就掏心窝子，吃饭时说他儿子要去天津干临时工，发愁没粮票。话赶话我说我有我有，好像有预谋他立刻让孩子说谢谢......

那年春节临近，乡野间车马多了，冰河上土路间人影缓慢挪动。土坎下靠着一位揣手晒太阳，我坐在他身边：“这儿背风挺好啊！”他说：“也背不了多少风。”胳膊夹着赶集买的年画走了。一群人过来，“这儿有个人啊！”像一群黑鸟围住我，你一句我一句：“你是个变戏法的吧？你会点啥吧？吞铁球？吐焰火？你娶媳妇没有？快过年了你咋不回家？”这疲惫的行走、这没完没了的盘问，我觉得无数黑蚂蚁在衣服里爬。我说“你们是干啥的？”

“赶集回来。”

“现在去哪儿？”

“回村呗。”

“那就——滚吧！”我肯定是疯了，抄起老头遗落的棍子喊：“滚！滚！”他们也不恼，黑鸟一样散开，边走边回头，嘟嘟囔囔：“怪人，怪人。”

那时，我眼中的山民神态猥琐动作迟缓，村头窜过一头“嗷嗷”叫的黑猪才显出活力。而身后的长城高峻挺拔，很难想象，在冷兵器年代这样的族群怎么拥有如此辽阔的疆域，人种退化了吗？我困惑不已。

当年遇见的人老了，或死了，山河依旧。活到这岁数，我只记得从前。听说后来山海关附近不断有奇葩之人循边墙西去，老乡早已见怪不怪。那一年，所有怪诞的记忆都在旷日持久的大风里，回放起来跟假的似的；话说回来，以我当时的可疑形象在长城眼窝般的注视下，也不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