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妮的丝巾

坏天气没完没了，五分钟之前是狂风和冷雨，五分钟之后天就晴了，片刻间，乌云又袭卷而来，如此周而复始，让人摸不着头脑。

气象预报说明天天气不佳，将有狂风登陆，准确的说，是旅馆的夜班前台说的，我问她是否能报名明天的黄金圈一日游。

她语气坚定地回答：“噢，所有的团都取消了。”

“为什么？”

“因为老天爷。”

还会有比今天更大的风吗？我的内心倒是期待了起来，一个猎奇的旅行者总想要碰上点稀罕事。

可是到了夜晚，天空反而逐渐澄净了，冷冷的月光铺在蓝色的天空底下，街道像在傍晚一样明亮，只是比白天更冷清，店铺的外墙上绘满了攀爬向上的藤蔓和图饰，对面的屋顶下，一只飞舞的老鹰正在墙壁上着陆。

我在街上晃了一圈，像个偷窥狂一样朝每间还在营业的酒吧里张望，这里的年轻人的夜生活居然是在酒吧里喝啤酒玩猜谜游戏。

我对吃什么东西毫不在意，而这里的餐厅的菜单上还提供着来自中世纪的料理，鲸鱼肉、鳕鱼舌、海鹦和黑麦面包，我饿了，就点了一份鱼汤和面包，在面包上抹上黄油，裹着温热的鱼汤下肚。天冷的时候喝点热汤，心里就会喜滋滋的。

有个说法是，冰岛人之所以开发旅游业，是因为他们已经无聊到发疯。在这座人口仅有32万的孤岛上，每个人都直接或者间接地认识另外一个人，每个人都可能是另外一个人的阿姨，表哥，表妹。等你看惯了彼此的模样，看见陌生人的面孔反而会感到很高兴。

我觉得自己在世界的尽头，悄无声息地和这里的人们一起浮于北冰洋之上，在喜怒无常的老天爷的眼皮底下坐在温暖的餐厅里喝鱼汤，有一种无论如何都要愉快地活下去的感觉。

站在狂风中的院子里烧烤，在冷雨里逛街，这样的气候不会令每一个人都感到欢乐，在这个凛冽的岛屿上，他们可以做的事情是如此之少，以至于不太相信自己是真正在活着，报纸上写着，有11%左右的冰岛人正深陷忧郁之中。

我认识了新室友，一个夏威夷人，约莫五十几岁，皮肤晒成了棕色，曾经在巴拿马住过十年，她说我的姓氏在夏威夷土语里是水的意思。

我问她：“为什么离开巴拿马？”

“丈夫死了，我把所有的东西都卖掉了，然后周游世界。”

我的反应颇为迟缓，当别人以这种浓缩的语调讲述人生过往的悲喜的时候，我总不知道该如何作答。不过，她头发的样式以及她的衣着，使她看上去一点也不沮丧，话语温和，没有紧绷的语调。我见过很多人，在经历了挫折和变故之后都变得颇为极端。

她很会闲聊，起初，我们谈了点旅行路线的问题，她说自己已经去过很多地方。很快，话题便转移到夏威夷风光上了。

关于今夜的天气的问题，我们起了一点争论，前台说过，明日有狂风，我认为冰岛的气候变化无常，此刻的晴朗并不代表五分钟之后的晴朗。而这个夏威夷人坚定地认为，只要出现了星星，夜空便会逐渐明朗。

果然，到了深夜，原有的几片乌云也渐渐消散，深蓝色的天空衬得屋顶像雕塑一般。

我说：“安妮，你是对的。”

她眨眨眼睛回答：“只在某些时候。”

然后又补充了一句：“任何人都是对的，只在某些时候。”

有人说，只要是在一个晴朗的夜晚，在夜晚的十一点之后到凌晨的一点之间，即便站在市区楼顶的天台上也能看见极光，我对这种说法不太相信，看极光最好是在没有光源污染的地方。

这个夏威夷人听了却很高兴，过了十一点，她就叫我一起去天台。

旅馆楼上有一个木板搭建的天台，我们等了半个小时，左右张望，天气是零下九度，冻得人瑟瑟发抖，极光当然没有出现，我觉得我们两个是雷克雅未克市最傻气的人，在地球上最北的首都的楼顶上等着月亮给我们投掷礼物。

我说：“我看吧，今夜的极光是不会来了。”

她却指着远处的天际线说：”你看那个是不是？“

那当然也不是，那只是一道白雾。她可能比我还要更轻信他人的无心之言，这个夏威夷人身上仍然有某种天真，是她逐渐衰老的外表所掩盖不了的。

又过了十几分钟，她才相信今夜的极光不会来了。在回去的路上，我注意到了一件事，天气很冷，她的脖子上只系了一条凉薄的绣花丝巾，

我说：“安妮，你是不是应该换一条丝巾？”

这是我见过她反应最激动的一次，她伸手把脖子上的丝巾又系了系，说：“你知道吗？我卖了几乎所有的东西，不过，这条丝巾是个礼物，我戴了它很多年了，是我最喜欢的礼物。”

我便不再做声，我知道有些东西，对于人来说就如同不断回响的钟声。而我们还会不断地前进，去抵达原来不可见，不可听的的另一个世界。

这是看多几本禅书也不会得到的领悟，它可以很复杂，也可以很简单，或许只是因为你有一条熟悉的丝巾，而你还想再戴着它去看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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