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已经不盖入境章了

一个著名的伊朗裔脱口秀喜剧演员在多哈的单口相声中如此形容多哈：当我走出多哈机场的时候，一个印度人在机场接机，接到我之后把我交给一个菲律宾人，菲律宾人把我带出机场，交给一个斯里兰卡司机，斯里兰卡人带我去了酒店，酒店门迎是一个巴基斯坦人，办理入住的是一个南非人，带我看房的是一个瑞典人，然后我开始纳闷，卡塔尔人都去哪了？后来有人告诉我，卡塔尔人白天不出来工作，因为外面太热了，他们很聪明。

这是国际大都市的标准外貌，迪拜，纽约，香港，多哈，属于不同的大陆和国家，但看起来又那么相似。

2011年，我第一次去了香港，入境时咔嚓一个红章盖在护照上。那时候我对香港的了解仅限于一些香港电影电视剧的破碎片段。凭着《Lonely Planet》的指引，我来到了重庆大厦。王家卫的《重庆森林》就是在这里拍摄的，以重庆大厦为背景，刻画了两个不同结尾的女子。电影里脏脏的迷宫一样的重庆大厦，在两个美丽而个性迥异的女人衬托下，有一丝柔软的温暖。

真正站在重庆大厦里面时，这种感觉消失了，消失在一片片24小时似乎都不曾停止的喧闹中。一间间狭小的商铺，堆满了电子产品，形色各异的人站在柜台后面，操着不同的语言打着招呼，大多数是印巴人，深色的皮肤，浓重的胡子，在狭窄的过道中穿梭，浓重的咖喱味在人群中弥漫。

门口有一些巴基斯坦和孟加拉人在向路过的人推销假劳力士，这些是刚到香港不久的新移民，这是最辛苦报酬最低的工作。路过的行人很多，但很少有人买他们的东西，大部分只是匆匆低头走开，试图快速离开重庆大厦和美丽都大厦之间的那块人行道。

印度人有一个习惯，不管你问他们任何问题，他们的回答只有一个：“Noproblem,sir,follow me,sir.”我在booking上订了一家重庆大厦里的宾馆，但当我进入这个由五栋楼组成的大厦后，我怎么也找不到宾馆所在的那栋楼，所以我像往常一样，问一个路过的印度人是否知道我想要去的楼层，他回答我：“No problem,sir,Follow me,sir.”他带着我在窄窄的过道里穿来穿去，直到一家旅馆门前，旅馆的名字和我要找的并不一样，我知道，我又被这个印度人给带到他的远房表哥开的旅馆了，门打开之后里面的印度人操着咖喱味的英语对我说：“One problem,sir,what kind room you are looking for?”再三谢过之后,慌不迭地抽身逃跑，印度人纠缠起来没完没了。

我的旅馆应该是在九楼，时间已久，我记得不是很清楚了，电梯间狭小，里面一个香港人，剩下都是南亚人和黑人，还有一个我。

大厦里凌乱不堪，迎面走来的人形色各异，但都不是香港人。

在重庆大厦，这个世界形成了一种新的组成形式。如果说联合国是一种以政府模式从上而下形成的松散的世界性的联盟，那么重庆大厦就是自下而上的由无数小人物组成的新世界，重庆大厦里有超过120个国家的人住在这里，这些移民大部分都属于社会底层，从事大部分的体力工作。

从中环码头去向将军澳的巴士上，我看着景色从眼前慢慢划过，的士开得飞快，马路旁有一些下水井盖被橘黄色三角锥整齐地围起来，偶尔会有一个印巴人从下水道里爬上来，盖上井盖，慢慢骑着电单车离开，消失在维多利亚公园旁林立的桅杆中的夕阳里。

从中环码头坐小星轮渡，半个小时就能到南丫岛，在1997年香港回归之前，这里居住着很多在香港工作的西方人，比起南亚人和非洲人，他们的日子要好过很多。岛上基本上以摩托车和自行车为主，虽然是香港第四大岛，但也能在两小时内细细逛个遍。1997年之后，大部分外国工程师由于签证问题相继离开香港，但留下了一众地道的西式餐厅和咖啡馆，十几年过去了，浓郁的西方气息一点没有减少。从榕树湾步行不远，就能走到一片小小的海滩，周末的时候沙滩上躺满了周末前来南丫岛度假的香港人，偶尔也会有大陆人，但不像旺角附近的卓悦和莎莎那样挤满了购置化妆品的大陆人。

夜幕降临，重庆大厦附近的街区酒吧坐满了人，鸡尾酒酒吧里基本都是白人，他们拿着一瓶啤酒，三五成群，边看球边聊天，偶尔有一些浓妆女子穿着火辣的衣服从加拿分道走过，酒吧门口站着几个吸烟的壮汉，时不时瞟着路过的行人，从不招呼，但打量的目光肆无忌惮，从未停止。

2013年再到香港时，我去了一些远离城市中央的地方，在大美督的白马普赛马会青年旅舍住了几天。前往青旅的路上，没有了港岛和九龙的国际大都市繁忙气息，路上的车子依然开得飞快，小巴士里的阿婆们购物归来，坐在车里一言不发，房子低矮整齐，和旺角与尖沙咀相比，多了一份随意。路边有卖港式奶茶的铺子，钻进去准备寻两杯冷饮喝，店里的阿公用蹩脚的港式英语客气地招待我，额外端给我一份芒果甜品，没有收钱，说送我了，语言不通，我也没有多说话，起身付了饮料的账，说声谢谢就离开了。

后来又一次路过香港访问多年不见的朋友，朋友在加班，所以我就毫无目的地散步，从皇后大道西一直步行前往中环，大多数的保姆车与出租车呼啸而过，不到一公里远就是香港明星出没的中环广场。在皇后大道与威灵顿街的交叉口西侧有一间仅有四平方米的小店铺，这里人流量很小，几乎没有什么买东西的游客路过，一个香港老头静静的坐在里面，里面摆满了各式各样陈旧的相机，都是已经淘汰的，大多为胶片机里的日式中低端产品。老头鼻子上挂着一幅厚厚的老花镜，偶尔拿起柜台里的东西颤抖着擦拭，隔壁杂货铺早早准备关门，用粤语和老头打了招呼就走了，穿着艳丽夸张的年轻人骑着摩托车呼啸而过，只有老头安安静静的守在没有一个顾客的店里。当时恰逢周末，皇后大道中路过皇后像广场时，看到很多菲律宾佣人在广场席地而坐，铺着野餐布，一周工作之后，和同胞们聚在一起谈天吹牛，这一刻完全属于他们。香港东南亚籍保姆2015年已达35万余人，菲律宾和印尼人基本各占一半，极少数来自其他南亚、东南亚国家。菲律宾佣人在皇后大道附近享受周末，印尼佣人则在皇后公园附近。

朋友来后带我去了钵兰街和女人街，几年不见，如今坐在中环狭小办公室隔间的他买了一台二手奔驰，粉岭供了一套狭小的房子。来过几次香港，但从未去过这些在电影里久负盛名的街区。钵兰街的大姐大早已难寻踪迹，甚至一点气味都没有留下，剩下一些潮汕小吃店人潮汹涌。我想起了吴君如和艾伦·德杰尼勒斯，这两个古灵精怪的女人，也许是一种很刻板的印象，印象中那些1970年代磨练出的豪爽性格，那种开心时就放声大笑的豪情，只留在了印象中的香港。女人街的商人依旧忙碌在每一个工作日，像任何一个不知名的周末集市，沸腾的人们拿走一件件印着“我爱香港”的T恤。

车子启动，路边的景色越来越远，西装笔挺的白领或是穿着网眼丝袜眼神不屑的年轻女孩，靠着街角的墙壁抽烟，一切越来越近，一切越拉越远。无数不知名的人，像万花筒里不断转动的彩色图案，伴随着维多利亚港边街头艺人略带伤感的粤语歌声，慢慢向后划去。

后来又一次路过香港，我只是去香港机场转机，在铜锣湾住了一晚，铜锣湾到处是举着自拍杆照相或录视频的外国人，晚上去了一个朋友工作的餐厅吃饭，餐厅服务员是清一色的葡萄牙人，西装笔挺。为了顺便看看重庆大厦，返回尖沙咀登上了去机场的巴士。在机场候机时，遇到几个坐在栏杆上的巴基斯坦人在抽烟，他们告诉我，还有两年，他们就能拿到香港护照了，拿到之后准备移民去澳洲，他们的爷爷曾经在香港当警察，如今，他们虽然会说流利的粤语，但是他们并不会写汉字，所以找到合适的工作很难。我想起路过重庆大厦时看到的身穿巴袍的年轻人，仍然在卖力地向路过的行人推销手表，就像几年前一样，新的生活开始，新的生活结束。

2016年初，我最后一次路过香港，我专门去了那家老旧的摄影器材店，卷帘门紧闭。我的老护照丢了，新护照上香港已经不盖入境章了。所有的一切，没有留下一丝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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